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写作的困境与前途

2023-08-08 07:07|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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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写作的困境与前途

文章来源：科普研究 作者: 田田发布时间：2018-08-27 21:04

科学家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概念。这一概念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概念的不确定性，二是“家”的概念的不确定性。其中任何一点，都足以形成连篇累牍的讨论，本文不拟对此做出明确辨析。本文讨论所涉及的科学家，取其接近于最广泛意义的概念，即一切以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研究教学为职业的人。传记是记录某人生平事迹的文字。一切介绍人物生平事迹的文字，简介、小传、自述、新闻报道乃至墓志等，都属于广泛意义上的传记。本文讨论所及，仅限于以全面记述人物生平为目的的长篇他传。传记是一种文学体裁，还是一种历史文本，是围绕传记始终的争议。在当代汉语语境中，“传记”常等同于“传记文学”，甚至直接被定义为一种“文学体裁”。较近年出版的传记理论著作将传记称为一个“文类”。尽管在我国较早提出建立“传记学”要求的《传记通论》“认定传记作品的本质属性归属于史学范畴”，但实际上长期以来传记学研究比较受文学研究者的重视，被认为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领域。2012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传记中心，主要目的是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这项工作的内容和性质近于历史学，机构却挂靠于文学院，学术负责人杨正润教授毕业于文学专业，担任文学专业教职。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其客观原因。我国每年出版长篇传记数量超过长篇小说数量，而这些传记大都不是出于专业历史研究者之手，创作手法趋于文学化。可以说，传记写作实践中的文学化倾向，与传记的文学研究互为因果，互相促进。文学在传记写作与研究中的兴盛与主导地位形成，与史学在其中的退却不无关系。以《史记》为标志，传记作为一种文体在我国成熟极早。《史记》在史著体裁上的创新和完善，奠定了我国古代“正史”以传记为主体的写作规范。《文心雕龙》将史传作为一种文体进行讨论，可见在我国学术传统中，“史传合一，既为定体”。自班固开始，历史学家即有将史学与文学分别开来的自觉，“改描写为叙述”，崇尚不事修辞的简洁叙事，而不再着意于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三国志》以后的“正史”所载人物传记的文学性逐渐削弱。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接受了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固有的学术传统受到冲击。虽然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仍然重视传记作为一种史料的价值，但以传记形式撰写历史的方法已成明日黄花，传记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领域亦逐渐不为学者所重。20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提出建立和发展传记史学的要求，传记的历史属性重新受到重视。当然，肯定传记的史学属性，不等于否定其文学属性。传记兼有文学与史学的双重属性，已形成一种普遍的共识。以传记为对象的史学研究大多集中在对既有传记文献的研究上，实际上是将传记当作一种史料加以运用。史学理论方面对传记的研究集中在古代史上，着重于总结古代历史传记的写作特点，从中汲取历史编纂经验。季镇淮（1987）总结《史记》人物传记的思想性和叙事特点，认为《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进步思想意义在于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出发来观察历史的变化发展，《史记》以忠于历史事实的“实录”精神写作人物传记，在叙事上实现了“个性与典型性的统一”，语言丰富，生动传达了当时的社会风貌。陈其泰（2015）通过对《史记》中《伍子胥列传》《魏公子列传》《袁盎晁错列传》等篇的分析，总结出司马迁在记述人物时“刻画特定历史环境的人物形象”的成就和特点，认为这些篇章“为我们提供了撰写历史人物传记的成功典范”，应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宋晨（2016）通过《明英宗实录》收录人物传记的研究，总结其“叙述平实、文字精炼、详略得当、寓议于叙”的写作特点，指出其附着的“弘扬忠孝节义，为皇帝掩过饰非”的政治内涵，以及史官在撰述时夹带的个人好恶等。陈其泰（2017）通过对《汉书·王莽传》的分析，总结出班固将人物传记与载记大事结合起来的历史撰述技术，弥补了新朝政权不被东汉官方承认，因而不能立本纪的不足，保证了历史记载的连续性。历史研究主要关注既有的传记文本，而不大关注当前的传记写作实践。这可能造成一种有趣的影响：当代由文学家主导写作的传记，将来可能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料。与古代史研究者不同的是，现当代历史研究者不仅承担着历史编纂和研究的学术责任，还负有为后世选择和保存史料的历史责任。现当代历史研究者不应仅仅满足于对已有的史料进行研究，还应有意识地为后世积累和提供比较可靠的史料。为此，从历史学的角度关注和干预传记写作，特别是现代人物的传记写作，是十分必要的。 1987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过一次传记文学研讨会，会上提出了当时传记出版的“四多四少”：宣传革命家、军事家、文学家多，宣传科学家、企业家、教育家少；介绍大人物多，介绍小人物少；介绍外国和古近代人多，介绍我国当代人物少；介绍盖棺定论者多，介绍活人少[4]148。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就传记作品的创作和出版而言，这种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现代科学家这一群体，几乎占全了“少”的方面。他们的职业特点、生活时代、在全社会的知名度等，都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无法得到社会的充分关注。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已为历史所证明，科学家作为一个群体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也毋庸置疑，理应成为现代传记写作的一类重要对象。然而，科学家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职业，科学家传记的写作较少历史经验和经典文本可供借鉴。科学家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其传记写作在历史与文学之外，还面临着科学问题。对既有传记文献的研究和总结，不足以形成对现代科学家传记写作方法的充分探讨。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写作的困境来自多种因素的内在制衡，本文将对此问题作初步讨论。 1文学与历史历史与文学的分离及由此产生的真实性与戏剧性的冲突，是所有人物传记写作面临的困境，中国现代科学家也不例外。1998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电子学家罗沛霖的传记《笑慰人生》，是“中国国防科技科学家文学传记丛书”中的一种。为写作这部传记，作者对罗沛霖及其妻子进行了多次访谈，查阅了罗沛霖的人事档案和大量文献，俨然做足历史学家的工作。然而在具体的写作中，作者“在结构上尽量采用小说的方法”，“保存原有材料的故事性，和所写人物的穿插与联系”。尽管在作者看来这部传记“没有丝毫编造之处”，但它实际上仍然是一部小说家笔法的文学作品。《笑慰人生》灵活运用倒叙、插叙等手法，以增强叙事的趣味性，亦不乏栩栩生动的对话和心理活动描写，仅举一例说明。 1938年，罗沛霖为奔赴延安，曾在西安短暂停留，借住在茅以南家，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去延安的途径。《笑慰人生》对这段经历的描写可谓曲折生动：可是，来西安已经两个星期了，张伯苓的信还不见寄来，罗沛霖真是有些着急了。他是个开弓没有回头箭的人，虽然王端骧说了，到延安不行就还回去，现在是连延安还没到，他是回去的念头一点都没有。等不到张伯苓的信，究竟怎样才能和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还是茅于一心眼灵活，他对罗沛霖说：“条条大路通延安，你不要再等张伯苓的信了，你就直接给八路军办事处写信吧。” “还是于一小弟脑子灵活，我听你的，给八路军办事处写信。”罗沛霖说。他的心情，忽然开朗起来。在这些日子里，罗沛霖总是在邮差到来之前，在门口去等候，开始是欣慰的，满怀着信心的；可是，要等的信件没有寄来，他便又很失望地回到屋里去。他也等到过杨敏如的一封来信，是问他的情况如何，这更加重了他的焦急的心情，他都不好给杨敏如回信，回信写什么，还说没有头绪吗？罗沛霖为去延安的事情不顺利而苦恼，茅家的人对他多有安慰与建议：“有。”茅于一说，“沛霖大哥亲自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一趟，先问一问，收没收到自己写的那封信。如果没有收到，回来再写一封，亲自送去。”“于一，你这个主意行吗？”母亲说，“不是说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的国民党特务，绑架走不少去那里办事的人吗？”“也只能这样了。”罗沛霖说，“只是我有些担心，让特务盯上，给这里带来麻烦。” “沛霖，这你放心好了。”茅以南说，“我这个人别看胆子不大，就是不怕特务，特务都是干些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我们光明正大，怕什么？”多好的一家人呀。罗沛霖很感动，也很感激。他决定亲自去一趟八路军办事处。这些对话和心理活动固然不能说是编造的、虚假的，但它更多展现的是一种“人之常情”的情理真实，却未必是彼时彼境下的事实真实。亦即说，罗沛霖与延安取得联系的过程确实经过许多曲折，他在当时的心情确实是焦虑不安的，茅家的人也确实给过他各种安慰和建议，但具体的对话与经过，却未必如此。 2013年，一部新的罗沛霖传《行有则知无涯》，作为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中的一种出版。此书以历史写作规范为要求，完全摒弃文学化的表现手法，将这段经历写得十分简洁：一直等到春节，吃了“立春菜”，还吃了一次天鹅肉（在街上买到一只猎人猎来的天鹅），罗沛霖还是没等到张伯苓的介绍信。茅于恭的弟弟茅于一给罗沛霖出主意，建议他自己到七贤庄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去接头试试看。罗沛霖觉得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便自己去了接待处。这段叙事只讲了事情经过，没有具体的对话、动作和情绪。从中略可窥见史笔与文笔的不同。概言之，文学家在写作时，虽然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以事实为基础，行文却不免添枝加叶，有所发挥。这在历史学家看来，是一种不必要的藻饰，易造成叙事不确、不实的结果，是不足取的。而历史学家的写作，虽致力于字字有据的确凿，却又不免失于趣味。《行有则知无涯》出版时间较晚，所依据的资料更为充实丰富，特别是与科学研究工作有关的内容更加详细具体，写作也更加符合历史规范，但它的出版并没有在阅读市场上取代《笑慰人生》。2016年，《笑慰人生》被中国青年出版社纳入“共和国科学拓荒者传记系列”再版。由此可见文学性较强的传记在大众传播中所具有的优势。 2戏剧性传记作品的魅力来自真实。偏重文学性的传记作者通过对材料的裁剪整合、合理的想象扩展等手法增进传记的戏剧性，但其根本的依据仍然是传主的真实经历。基于传主真实经历的非虚构写作是使传记作品区别于小说等虚构写作、维系传记作品独立性的根本特点。戏剧性对于吸引读者、增强传记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异常重要，但并不必然与真实性对立。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中国近现代波澜起伏的历史交织在一起，成就了一些科学家丰富而跌宕的人生经历。有的科学家在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时代洪流，在学术主业之外亦有丰富的经历。数学家谷超豪，少年时代在抗日烽火中参加共产党的活动和组织，新中国成立前后在浙江大学从事学生运动、科技界统战和行政工作，几乎成为职业革命家。1951年，谷超豪回归数学研究，此后多次因国家需要而转换方向，辗转于多个研究领域，在双曲型方程、多元混合型偏微分方程、孤立子理论中的Darboux方法、规范场理论等方面均有所建树，同时还有丰富的教学和行政领导经历。作物种质资源学家董玉琛，抗战时期在沦陷的北平完成中学教育，先后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和农学院就读两年，加入地下党组织，一度中断学业，甚至自己都认为以后就“以革命为职业”。1946年，董玉琛在组织安排下考入河北农学院，从此和农业结缘，新中国成立后被派遣留学苏联。董玉琛在苏联取得学位后，又受工作单位的委托，继续进修作物种质资源学，回国后长期从事该领域工作，主持建设我国作物种质资源保存体系、编制技术规程，构建中国小麦核心种质。有的科学家因其所从事专业的特点，深度卷入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石油物理勘探专家李庆忠，1949年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1952年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急需人才而提前毕业，服从分配进入石油部门，投身石油物理勘探工作。20世纪50—70年代，李庆忠先后参与了克拉玛依油田、大庆油田和胜利油田的勘探工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李庆忠的工作重心转向海洋石油勘探。石油对于现代工业具有关键意义，石油工业的发展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至关重要。李庆忠工作领域的转换、技术成就的取得，都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程紧密相关。此外，还有许多科学家因从事国防、军工等领域的科学技术研究，或担任科技领导职务而深度介入了国家政治。这些科学家往往有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在不同的工作领域中展现出鲜明丰富的性格特点。他们的传记无须过多地凭借文学手法，即有丰富的戏剧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科学家经历所固有的戏剧性，大部分并非因为他们是科学家，而是因为他们在科学家的本职之外，兼有其他社会身份，负有科学研究以外的责任。几乎可以说，他们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科学家。更多的科学家并未深度介入其他领域，随着时代的推移也没有机会经历动荡。他们的人生经历比较单纯，日常生活趋于平淡。对于从校门到校门、从实验室到实验室的科学家而言，戏剧性系于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这给科学家传记的写作造成了另一方面的困难。 3科学工作围绕传主的主要活动进行写作，是传记作品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政治家的传记必须以他所经历的政治事件为中心，艺术家的传记必须展示他重要作品的创作过程。科学家意味着以科学为职业，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在科学研究上，主要经历围绕着科学研究发生。科学工作是科学家职业的根本特征，是科学家传记写作无法也不应该规避的重要内容。科学家传记写作不同于政治家、艺术家传记的特殊困难在于，科学工作对于大部分非专业读者，甚至对于相当一部分科学家传记作者而言，具有难以理解的知识深度。科学家所从事的是一种艰苦的智识工作，科学研究推进的过程本身具有波折和跌宕的戏剧性。但这一过程常常是难以描述的，其中的波折坎坷更多的是一种主观体验，一种在充分的知识积累基础上的智力冒险，精妙和趣致之处大都“不足为外人道”。以碳化竹丝做灯丝的白炽灯是电气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发明。虽然白炽灯的实际发明者存在争议，但爱迪生发明白炽灯泡的故事广为流传，形成一种家喻户晓的叙事。许多作者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热情地描述这项发明在当时有多么强烈的社会需求，爱迪生为此做了数以千计次的实验，尝试了数不清的材料，经受了无数次失败，最终却是以“灵光一现”的方式选出了碳化竹丝。这个故事常常用于佐证勤奋的意义，鼓励人们无惧失败。但就一项科学工作而言，这一过程的关键不在于对多少种材料进行了实验，而在于以怎样的思路决定实验的方向，最终选出合适的材料。科学工作中的“灵光一现”背后，是专业知识的积累和长期艰苦的思考。在爱迪生的时代，科学发展的程度远不及今日，科学家也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那个时代最前沿的科学技术知识，在今日大都已经成为常识。今天的传记作品对当时的一项科学工作的过程做出充分的阐释，仍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今天的传记作者要对现代科学家所从事的更加深入、更加专业的科学工作做出清晰完整、使非专业读者理解和接受的解释，无疑是非常困难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现代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分途发展所形成的学科隔阂。现代科学分科的精细化、研究的前沿性，使科学家的工作不仅远离公众的生活，而且超出公众的认知范围。科学家传记如果不以科学研究工作为主，就不能准确真实地表现科学家的职业特点，舍本逐末，甚至可能反而加重读者对科学家工作的误解；如果将较多的笔墨集中在科学研究工作上，又容易变成专业教科书，使非专业读者望而生畏、敬而远之。 4写作技术人物传记兼具文学与历史的特点，决定了传记写作，特别是历史人物传记写作，不仅是一种文学性的工作，而且需要相当的历史学准备。写作者应了解人物的生平事迹，及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条件，以求对人物性格的形成过程、人生选择的内外因素等形成比较完整的认识，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解释。将具体的人置于其所属的时代中，展现时代之于个人的影响、个人之于时代的贡献，是我国古代传记写作的宝贵经验，亦是传记作品的题中之意。在此方面，中国现代科学家有一些优势。一方面，中国现代科学家大都与所从事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发展过程紧密相关，其个人经历和科学建树能够融入历史发展的宏大背景中去。另一方面，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单位体制和文书档案工作制度，大部分科学家的人事和科研档案保存比较完整。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在世，意识清醒，能比较完整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可以提供比较充分的口述资料，他们的同事、学生和家人等也能提供多角度的补充材料。然而，仅仅掌握充分的历史材料对于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的写作者来说是不够的。传记作者要能够准确描述科学家的工作，理解其中的关键，就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基础，了解科学家所从事的专业发展情况及科学家的研究在其中所处的位置。这对于非相关专业的写作者来说，是十分困难的。而从事相关专业的研究者，又多受时间、精力、写作技术和经验的限制，无法独立完成长篇传记的写作。在当前和可预计的将来，科学家传记写作尚不足以形成专业。传记作者难以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掌握科学家从事的专业，科学家也不大可能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为其他科学家写作传记。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的写作需要依靠传记作者与科学家的有效沟通与充分合作。在此过程中，兼有科学与历史学养的科技史研究者大有可为。 5传播与读者培育科学家传记，无论是单册还是丛书，无论是独传还是合传，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均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著录在K826下，属传记。但科学家传记在新华书店的排架并不与其他人物传记一起摆在普通读者流量较大的历史、人物传记等分类架上，而是摆在自然科学总论的分类架上然科学总论所包含的著作通常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难以吸引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体，因此，虽然人物传记是一种比较容易畅销的图书种类，但科学家传记往往被排除在外。以零售为主要业务的书店，排架方式是对销售流量和读者需求的一种反馈，科学家传记被搁置冷落，反映出科学家传记不为普通读者广泛接受的现实。事实上，只有少数知名度极高的科学家，或兼有其他社会身份的科学家的传记能够在零售市场中得到认可。这种现象并非为我国所独有。就传记写作而言，选择传主是一切工作的起点和重要准备。容易吸引读者的传主大致有三类：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与读者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人物；充满个性色彩、故事经历丰富的人物；能够集中体现时代精神的人物。科学家中不乏充满个性色彩、故事经历丰富者。在科学技术成为一种国家力量的时代，科学家也不可不谓代表了时代精神。然而，科学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多为技术和思想观念的革新，是一种更加基础性的、不易为人所察觉的作用。这使得科学家作为一类传主，不及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群体那样容易得到读者的关注。由科技史研究者和科学家主导或参与写作的科学家传记，在历史与科学两方面都比较严谨，却难以为普通读者接受。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学术性较强的传记可读性不高，反映出传记写作技术仍有待提升的现实。但更重要的是，读者对此类传记的呈现方式认可不足。无论是客观能力有限，还是主观意愿不强，许多读者在阅读科学家传记时并不关注科学家的具体工作内容。可以说，读者的兴趣焦点与传记的写作重心互相牵制，是导致科学家传记偏离甚至完全回避科学工作的重要原因。在当前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得到高度重视的政策背景下，这一状况有望得到改善。对于非专业读者而言，了解和学习具体的科学知识不是其阅读的初衷和主要目的。科学家传记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传播具体的科学知识，更多地是在传达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但是，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都不是抽象存在的。离开具体的科学研究工作，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就无从展现。科学家传记如果过多地迁就读者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接受程度，舍弃对具体工作内容的介绍，或者对具体工作采取化约的手法，过度简化其过程和原理，就不能充分说明科学研究工作的性质和特点，更谈不上介绍科学方法、传达科学家的精神与情怀。更有甚者，对具体科学研究工作的省略和化约反而加重了读者对于科学家工作的误解，不仅没有起到传播科学精神的作用，反而激发出反智主义情绪。为此，写作者或可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对待科学家传记，不仅将其视为一种文史作品、一种科技史研究的路径，同时也将其视为一种科普作品。通过借鉴科普写作方法、与科普作者协同合作等方式，将科学家传记写作推向更广泛的综合性。舍此，则学科分隔的鸿沟无法填平，读者对于历史和科学的多重阅读需求亦无从满足。当代科学家传记作者所负的使命，不仅在于写出高水平的科学家传记作品，更在于培育能够阅读和理解高水平科学家传记的读者群体，最终实现传记写作与读者需求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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